[16]岳子存、包晓度：《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现象》，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物理性孤岛导致行业、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成本增大，甚至会造成数据垄断。而后者将司法公开的重点置于司法的严肃性与司法的可信赖性上，围绕裁判结果依法公开、司法裁判结果受到信任与认同等方面采集数据。
从利益迥异的‘私人到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公众，在普遍意义上很难说只谈付出的公共精神的驱动。[48]样本缺失是指样本没有反映评估对象的情况，而信息污染是指样本反映的情况与被测试实况之间出现矛盾或重复。然而，实践中，不同项目组的数据采集、管理和使用都是封闭的，并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沟通机制。与权利保护相关的二级指标不再限于基本权利维度内部，还分布在有序与安全、民事司法等多个维度之下，二级指标占比也从2008年的43.75%上升至2017年的52.27%。另一方面也将弱化法治环境评估的问诊能力，使其难以为法治布局提供来自需求侧的具体指示。
[64]这一现象出现在法治环境评估内部，不同项目组对同类主题的数据采集标准存在分歧。与公权力的运作不同，不同权利是相对独立的、公开的和明确的，没有价值上的位阶关系或优先顺序，[35]在实践中也不存在隐性的运作逻辑。赵爱玲：《论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的三级架构》，载《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
【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政府诚信 法治政府 诚信原则 。日本学者对诚信原则的论述比较充分，具体如租税法上的信赖保护、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的保护以及其在行政指导与行政计划领域的适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法律把自己的部分权利授予政府，政府要受到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民意志的约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除了在行政程序法的总则部分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基本原则，还应尽可能将这一原则贯彻于分则各部分内容中，加强有利于政府诚信的程序性条款的设计，通过对政府所有行政行为，特别是决策、执行、监督、救济等环节的程序性规制，全方位规范行政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分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才逐渐建立起来，并各自获得极为难得的独立发展空间。比如，都以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增强政府权威和公信力为目标，又都强调依法、公开、守信、践诺、廉洁、高效等因素。
三要改进失信救济程序和失信赔偿或补偿制度。李泉、李杰：《权力遏制与重塑我国政府诚信新常态关系论析》，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2.加强核心制度建设 政府诚信的建设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的保障和配合。这一条文涉及到行政许可行为的确定力、废止补偿等方面，被很多学者看做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首次确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比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3条等。[21]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规定诚信行政法典，将有关行政诚信在行政法治中的基本价值规定下来，并使有关的行政诚信精神得到具体的制度保障。而政府诚信立法的重中之重是在行政法上确立和巩固诚信原则，以此来指导和约束行政主体的行为，从制度层面真正确保政府言出必行。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戴伟：《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诚信建设创新研究》，载《征信》2014年第4期。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15]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诚信与行政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失信救济而言，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缺少救济依据、程序和手段等方面的问题。
[9]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3页。[22]二是从理论储备看，虽然政府诚信立法的理念得到一定范围的学者的认可，但学界对政府诚信立法的价值、内容和实施路径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仍然不足。诚信、法治都是现代政府的必备品质。此外，鉴于行政法领域很多立法工作已经完成的现实，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立法方式，比如，通过增加现有法律中与诚信有着紧密联系的公开、公正、依法、廉政等原则的方式，为未来的政府诚信入法奠定基石。[2]在笔者看来，与政府诚信最接近的法律命题是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比如，《行政许可法》72条和第74条、《行政处罚法》55条、《行政复议法》35条、《行政监察法》48条、《人民警察法》22条、《居民身份证法》20条、《道路交通安全法》11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116条、《消防法》71条、《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47条《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3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2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3条、《烈士表奖条例》第32条、《军人抚恤优待条例》46条、第47条等。
二要加强对政府失信的惩戒。此外，在美国、英国，对政府诚信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翻供原则、遵守先例原则等方面。
一方面，这是法治政府建设本身不完善的结果。政府诚信与否事关法治政府工程建设的成败。
[24]行政程序法被应松年称为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基本法的法律。当务之急是进行政府诚信立法。
但也有较多的行政法律法规则基本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5]李林：《中国法治的现状、挑战与未来发展》，载《新视野》2013年1月10日。第二种模式是一些国家在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等，将行政诚信原则和制度规定下来。行政诚信本身包含着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和排斥。
[10] 政府诚信立法也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必要条件。[12]一个例外是，个别地方行政程序立法开始有意识地将诚实信用确立为基本原则。
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执法倾向，如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等。（二）政府诚信建设：法治政府工程的题中之义。
有鉴于此，笔者择取了守信践诺、失信惩戒、失信补偿等作为核心指标，辅以依法、公开、廉洁、勤勉等参照因子，对现有行政法律法规全部文本进行了检索分析。就失信赔偿而言，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十分粗糙，存在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程序太粗略等问题。
如《行政监察法》9条、《人民警察法》4条、《治安管理处罚法》112条等。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多元性教育环境，受教育者认识与接受多元性，将成为受教育者未来认识、参与甚至形塑社会的重要准备。被诉的招生方案严格限定，只将学生种族身份作为一个因素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因素（a factor of a factor of a factor）[3]来考虑，也未能让少数族裔学生人数达到关键规模（critical mass）。
正如Gratz案中，第六巡回法院的法官提出： 无论他们在量化（指标）和课外（活动方面的成绩），（指出）他们自己可能对教育多元化作出贡献的资质有多强，和来自享受倾斜保护的群体（preferred groups）的申请人竞争，面对保留的特别录取席位，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在美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理论中，就曾经提出：如果一件犯罪案件发生的时候，采用种族侧写下意识将某种行为归类到一定种族或民族成员身上，这就属于歧视，因为它用群体的概率性事件代替了个人选择行为。
其证明方式包括，1）虽然不要求穷尽考虑所有的方案设计，但学校应当证明，已经考虑采用种族中立的替代方案，但却无法满足政府利益。而相反，仅仅因为群体身份，例如一个在非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并不了解本民族的特点。
然而随着时代变化，过去单一化的政策设计需要进行深度变革。[27]应该看到：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受教育者做好准备，应对，甚至是形塑未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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